1949年1月，毛泽东在西柏坡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密电。电文中提到，国民政府已决定将总部迁至广州，苏联大使罗申将陪同代总统李宗仁一起南下。
面对这一消息，毛泽东并没有感到意外或情绪波动。他早就预料到，苏联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国民政府的支持，而此时的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尽快越过长江，解放全中国。
1949年初，国民政府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。1月25日，国民政府在感受到解放军压力的情况下，宣布将迁往广州，并公开邀请各国大使馆随行。然而，长期支持蒋介石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此提议并不感兴趣。特别是在1948年国民党遭遇全面溃败，并且美国大选中蒋介石的站队问题引发争议后，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对国民党失望至极，他甚至开始反思与这个政权继续合作的必要性。于是，英美拒绝了国民政府的请求，决定留在南京与解放军接触。
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苏联大使罗申却决定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，选择与其一起迁往广州。1月30日，苏联驻华大使馆宣布将分批前往广州，这一决定令国民政府感到欣喜。时任广东省省长薛岳与代总统李宗仁分别会见了苏联大使，罗申则明确表示，苏联政府将始终站在国民政府一方，不会抛弃他们。
失去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，开始将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。薛岳在会见罗申时，直接询问苏联是否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国内和平。虽然罗申并没有明确答应，但他暗示斯大林会考虑这个提议，并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议。
展开剩余79%那么，为什么苏联在这一关键时刻选择支持国民政府呢？从外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，但当时接替蒋介石的李宗仁心里明白，苏联此举的根本原因是，国民政府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，付出了大量国家利益，以换取苏联的支持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跟随国民政府南迁，其实是为了确保斯大林与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能够继续生效。蒋介石时期，国民政府为了维持与苏联的关系，不惜让步出卖中国的利益。
在蒋介石的时代，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交换。尽管李宗仁并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对外强硬，但在国民政府濒临崩溃之际，他也只能选择接受苏联的一切要求，希望借此获得斯大林的支持。斯大林也做出过尝试，试图劝说中共接受“划江而治”的提案，然而毛泽东显然不会在即将胜利之际停下步伐，而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放权，实际上依然掌控着国民党的大局，拒绝接受苏联的调停。
四月中旬，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，解放军的渡江战役便不可避免地爆发。到了6月6日，国民政府决定再度西迁重庆。而此时，英美等国的外交官已经与中共展开接触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则同意随国民政府西迁。斯大林的支持并非出于对国民党的忠诚，而是考虑到国家利益。面对即将灭亡的国民政府，斯大林急于从中榨取更多的利益，尤其是在国民政府即将崩溃之前，他想从中获得能够作为与新中国交易的筹码。
解放军的进军速度非常快，苏联驻华大使与国民政府一起南迁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不到五个月后，解放军已经打到了广州，国民政府即将无法再迁移。于是，苏联驻华大使选择了“阳奉阴违”的策略，留在广州，等待解放军的到来。
从解放军的角度看，苏联驻华大使的南迁并不令人意外。毛泽东深知，尽管苏联与中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，斯大林本质上是一个极具国家主义的“大国沙文主义者”。只要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利益，斯大林不会犹豫放弃任何形式的盟友，因此毛泽东并未对苏联的行为做出过激反应。
毛泽东清楚地明白，斯大林的支持并非无条件，而是基于双方国家利益的交换。他在解放战争初期的“背叛”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，斯大林一向是为了利益行事。正因为如此，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背叛而感到愤怒，相反，他的思路是通过解放军的速度，迫使斯大林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。
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，随着解放军接连取得胜利，苏联驻华大使逐渐放弃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的计划。国民政府开始指责苏联，宣称是苏联“侵略中国”的始作俑者，但此时已经没有人再听取国民政府的意见。1949年下半年，国民政府在面对解放战争的大势已定时，不得不继续求援苏联，要求其履行之前签署的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。然而，斯大林清楚，国民政府已经无力提供更多利益给苏联，最终选择对其采取沉默态度，彻底抛弃了曾经的盟友。
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逐步明朗，斯大林开始积极向中共靠拢。1949年1月31日，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，表示苏联愿意向新中国提供援助。毛泽东早已看清斯大林的心思，尽管双方历史上有许多争议，毛泽东还是选择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，争取获得其支持。
1949年6月，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面，并表示愿意为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，还承诺派遣专家协助中国进行战后建设。斯大林在谈及与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，表示这些条约不再适用于新中国。
至此，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逐渐解冻，苏联开始积极支持新中国的建设，而过去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则成为了历史遗留问题，逐渐被遗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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